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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自以为对这个世界已相当重要，而世界才刚刚准备原谅你的幼稚。”

  陈凯歌自传中的这句话意味深长，流传也颇广，以至后来香港新锐导演彭浩翔在拍反映香港新一代年青人青春梦想的电影《AV》时，把它作为主题语放于片中。

  陈凯歌的《我的青春回忆录》实际上是新瓶装旧酒，主体仍是他若干年前写的自传《少年凯歌》，只是增补了少许文章和许多照片。《少年凯歌》先出日文版，后又翻译成数种文字，影响颇大。

  陈凯歌曾在访谈中说自己以前的理想并不是做导演，而是当作家。可贵的是，书中渗透着坦诚的忏悔意识，如作者所言，这是一本“自供书”。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

  因之，陈凯歌选择自己走上空着的审判台。他坦言“文革”时在父亲的问题上，他选择了自私，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害得失。那个批斗的场景“恍若梦境”：他在众人的目光下走上前去，推了他的父亲。“在14岁时，我已经学会了背叛自己的父亲……当一个孩子当众把自己和父亲一点一点撕碎，听到的仍然是笑声。”创痛铭刻于少年陈凯歌的心中，忏悔如影随形地附着于他的人生历程中。他不仅通过传记去揭示，而且在他的电影中也痛苦地刻下印记。《荆轲刺秦王》中，吕不韦和嬴政父子的错综纠葛，弑父行为的绝望焦虑，尤其是吕不韦临死前的大段陈词，令观者为之心悸。而陈凯歌亲自饰演了吕不韦，其中况味，颇耐思量。后来的《和你在一起》中，父子的故事仍是导演下意识的心理焦虑投射。琴童在美好的前途和卑微的养父之间要做艰难的选择，他义无反顾地奔往北京火车站，不再顾“自己的利害得失”，寻找他的父亲。导演不惜童话般地创造了琴童悠扬的小提琴乐曲响彻熙来攘往的北京站大厅的场景，如此煽情的段落不似一贯冷静思考的陈凯歌，那只能从其他方面来解释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有民族大迁徙那样的时空规模，却没有任何文化意图上的积极意义。”陈凯歌去的是云南景洪，一呆就是7年。工作时上山去，把眼前看得见的一切都砍倒，大树或茅草，之后植入橡胶树。10年以后，生长了千年的亚热带雨林被毁灭殆尽了。农场里的知青有被砍倒的大树压死的，有被受惊的蜂群蜇死的，还有疯狂的，如被毁灭了的自然。17年后，为了寻找电影《孩子王》的外景，他又回到了这里，“河比记忆中的窄了些，对岸的苗圃中有一缕清烟。”他终于忍不住，问村里的人：你们还记得我是谁？人们低下头，静了一会儿才说：你就是那个陈凯歌。

  自传可以有多种写法。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淡笔勾勒自己的一生，可逢重要关节或语焉不详，或委婉自辩；《从文自传》以古怪精灵之文字描写沈从文的童年、少年生活，确为文学精品；卢梭的《忏悔录》以坦率的风格书写，不回避自身的人性弱点，敢于袒露自己的缺点过错，在某种限度里说出了真话。陈凯歌的自传在主体上更接近于《忏悔录》，虽然在对童年生活的某些描写上也有《从文自传》的情致。他“试图做的，就是在审判台空着的时候自己走上去，承担起应承担的那部分责任”。他以自己的方式祭奠了那个逝去的时代。

  （《我的青春回忆录》，陈凯歌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